在上海生活的那些日本人，到底图什么？

 2020.01.11

第567次推送 

近年来，日本国内人口骤减，但移居海外的日本人却逐年增加。其中，移居中国的日本人数量激增，现在已经超过12万人。上海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日本人长期移居的城市。

有学者认为，日本人移居海外是因为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引起的派驻人员数量增加造成的。因此，在泡沫破裂后这“失去的二十年”间，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数量理应减少。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赴海外移居者数量持续攀升，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日本人移居者聚居的国家。

日本人为何来中国？

1

居住在亚洲各国的日本人口数量正呈现急速增长的趋势。1996年移居到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人总数仅为153386人，2011年达到331796人，增长了一倍多，高于北美等其他地区的增长率。

特别在中国，1996年有57523名日本人，2011年达到163327人，增长到接近3倍。在华日本人多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其中上海56481人，香港22184人，台北12406人，北京1355人，苏州7326人，广州6183人，大连6175人，深圳4730人，东莞2881人，天津2631人。参照1996年上海日本人总数仅有5161人的情况来看，到2011年的15年间，在沪日本人数量增长了近10倍。

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的日本人数量出现如此快速的增长呢？

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亚洲经济发展，即pull因素；另一个是日本经济停滞，即push因素。

pull 因素

中国经济在近30年间，平均每年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如今中国已经跃居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输出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输入国。中日贸易总额在1992—2011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成立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了上海浦东新区等。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曾出现短暂停滞，但2001年加入WTO以后又重现发展势头。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总量，劳动力比欧美和日本低廉，成为“世界工厂”。这正是日本人被吸引（pull）到中国的主要原因。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民购买力飞速提升，不仅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魅力也逐渐显现。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瞄准购买力旺盛的中国中产阶级，开发产品，打入中国市场。这是当今最大的pull因素。

push 因素

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是挤出（push）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元上涨，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骤减。加之日本国内租金昂贵难以维系生产，很多日本企业将生产线搬到中国。另外，日本消费者越来越偏好物美价廉的商品也是原因之一。过往，日本企业采取高投入、高品质的经营方针，但当日本消费者逐渐被国外进口的价格低廉的商品所吸引时，高成本的产品便不再受到青睐。除此之外，日本正迈入人口负增长型社会，日本消费市场本身也有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趋势。一方面，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年功序列式的薪酬制度，使得有育儿和购房需求的年轻一代不但人数不多，收入也不高。而另一方面，人数众多且收入颇丰的老年人却并没有消费需求，一味储蓄，使国内市场陷入不景气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恶性循环是把日本企业和日本人挤出（push）到海外的重要原因。

到此为止，我们分析了最近30年间的经济状况，但日本人移居中国的理由并不仅限于经济原因。

本研究中采访的日本人列举了日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年人指出，在日本公司加班是工作的常态，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同事之间往往要相互监督；大学生和其他年轻人指出，他们从小接受的都是一问一答式的应试教育，毕业时公司招聘的标准单一，完全不考虑年轻人的个性；老年人认为，退休以后的生活不够充实，人际关系淡漠。女性认为，育儿和工作难以两全；男性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他们的不满，有些是由于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有些则起因于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

与移居欧美一样，来到上海和香港的日本移居者中也不乏为了脱离传统家庭制度、教育制度、日本企业文化的人。然而，在欧美的日本移居者身上，能够明显看到他们对崇尚个人主义的欧美国家价值观的憧憬和幻想，而在上海和香港的日本移居者身上却难以看到这一点。

日本驻上海领馆

在移居者口中经常出现的诸如“古老美好的日本”或是“怀旧”等关键词，与老龄化日本的昭和怀旧及日本人对亚洲的乡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诸如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竹内好的亚洲主义、日本式的东方主义这一系列的理论和学说所论及的内容都潜藏在日本移居者的意识中。

这些移居者对现在在日本的生活感到不满，美化过去的生活，对“古老美好的日本”抱有怀旧的情绪。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找不到那个“古老美好的日本”了，他们就借助远离日本、移居中国来寻找自己想象中的故乡和理想的生活。他们所怀念的对象不是日本的过去，也不是中国的过去，而是想象中的自己的过去。

中国日本人社区是日本社会的缩影

2

日本人社区可以大致分为派驻人员社区和当地录用者社区。派驻人员指从日本企业外派到中国的职员，他们通常在中国生活3—5年，但由于他们回国后还会有继任的人员再被派到这里，所以在各个城市形成了延续存在的日本人居住区。当地录用者是自己主动选择来中国发展的，他们或就职于日企，或从事为日本人移居者服务的餐饮业和房屋中介工作。

即使同在一家公司工作，派驻人员和当地录用者之间的待遇差别也往往很大，派驻人员通常跟家人一起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高级公寓，而当地录用者分散在城市的周边，因此，除工作场合以外，二者交流的机会也很少。从派驻人员与当地录用者之间的这种社会经济差别中还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派驻人员是男性，而很多当地录用者是女性这一性别差异问题，同时，这种差别与日本本土通行的“正式职员/合同制职员”的差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人社区内部的“派驻人员/当地录用者”的差别跟日本国内的“正式职员/合同制职员”“男性/女性”的差别在构造上是共通的，可以说，中国的日本人社区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来中国的日本人中国化了吗？

3

 移民自我认同的变化可以分为三类：

1.受移居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被移居地价值观同化；

2.由于在人种或性别等方面受到歧视，对移居地价值观产生抵触，回归到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形成民族主义；

3.虽然受到移居地价值观的影响，但通过媒体与本国保持某种联系，形成跨国身份认同。

来中国的日本人是中国化了，还是再发现日本的价值，从而更加日本化了，抑或形成跨国身份认同了？

在这一点上，只在中国生活3—5年就回国的派驻人员与没有明确回国计划的当地录用者之间，在对日本和中国的看法、文化认同方面都有显著差异。派驻人员更愿意承认日本价值观的优越性，保持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相反，当地录用者总是指出日本价值观的问题，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价值观。

近年，在日企工作的当地录用者转职到外企或当地的中国企业的例子越来越多，特别是在香港取得永久居住权的移居者也在增加，移居者的定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战争阴影而隐瞒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的移居者在中国香港这样一座日货遍布、善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城市里，一边发挥自己的语言和身份优势，一边享受存留在香港的西方社会制度，一边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多种价值观中进行着选择。在这些取得香港永久居住权的移居者身上，能够看到跨国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所谓的自我认同，在利益优先的现代社会，不过是在日本社会习俗对他们产生压力的时候就选择远离日本人身份，而当这一身份对他们在中国上海或香港的工作生活有利的时候就强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罢了。

香港日本人俱乐部

对于生活在物资富足的日本的人们来说，机票、船票等交通工具的价格越来越便宜，通过网络可以瞬时了解全世界的信息。因此，在经济层面上，日本人移居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变得十分容易。日本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成熟社会，人们可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多样化的选择。人们会不由得把自己在日本的生活跟世界上其他城市的生活相比较。他们开始为了实现自我而跨越国境去追寻理想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上海、香港不过是众多移居地选项中的一个。

在从前，这种跨越国境的移居意味着自己周围环境的天翻地覆，是一生只能有一次的选择。而在21世纪，在日本这样物资富足的发达国家，跨越国境、实现自我只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形式而已。

| 内容节选自《东亚跨国自我认同：当代在华日本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推荐阅读

东亚跨国自我认同：

当代在华日本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作者：青山玲二郎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本书全面系统地考察在华日本人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自我认同等问题。研究课题之一是“日本人为何要来到中国”；二是“在中国的日本人形成了怎样的社区”；三是“在中国的日本人拥有怎样的自我认同”。日本的国家结构和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日本是一个少子老龄化社会，已经从人口增长型社会转变为人口负增长型社会，而居住在亚洲各国的日本人口数量正呈现急速增长的趋势。此类国际移民形成了怎样的社区和怎样的自我认同，成为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

END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图书编辑 | 宋启立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图书